记者：今天我们《名家与茶》栏目有幸请到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二人转界的泰斗蔡兴林老先生，蔡老您好。

　　蔡兴林：你好。

　　记者：大家都知道蔡老在二人转界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学艺的历程？

　　蔡兴林：好。我是贫苦农民出身。小时候看到这些老师在里面扭秧歌，我也进去扭，心里喜欢。我年轻的时候各个方面条件也都不错，所以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学这个二人转的都是贫苦农民，庄稼忙的时候就是干庄稼活，庄稼不忙的时候就唱二人转。我在这个方面条件就比他们都好一些。他们那时候给人们扛活啊、放牛啊、放猪啊，这些我都没干过。他们都没念过书，我还念过两年半私塾，还有一点文化。这方面我都比他们强。但旧社会艺人苦，没有地位还受欺负，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那是1943年，还没有解放，我在屯子里表演唱的时候，被伪满警察打了。他看我这里头最年轻，他就叫我唱一段《马寡妇开店》，我就唱了——这都是我们可以拿得出的，不是过份的段子。这伪满警察爱听，唱完之后他又让我唱一段《上北楼》。《上北楼》是二人转最不堪的段子，我也不想学，老师也不教。我说我不会，他就火了，说我不是不会，是拿兑他们，就给我一个大嘴巴。这一个大嘴巴就把我戴的那些首饰、头饰，都是玻璃制作的都打落在地下了，那玻璃茬子都打到肉里去了。我一生气我就不干了，我不唱了。

　　记者：放弃二人转等于？

　　蔡兴林：放弃了，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呢，怎么办呢，要生活啊，我就上我老家绥化县，在绥化县的农村托人找了一个做衣服手艺的洋服店，做了不到二年。后来解放了，我又回去唱二人转，直到我和老师唱到1952年底，我们在齐齐哈尔会演，我参加了，当时就把我留下了。刚要办手续呢，中央广播电台要成立一个广播说唱团，派郑青松到东北去招二人转演员。他走了三省也没选好，一听说黑龙江省会演呢，一定有好角，就上这来了。他说你唱两段我听听，我给他唱了四段二人转小曲，唱了两段周旋的民歌。唱完他说，你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让领导听了以后，同意了我马上给你来信你就可以去了。他回去还不到一个礼拜呢，就给我来了一封挂号信叫我赶紧去。我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唱丑角的，就我一个。他要看示范演出，我说没有搭档，就把我老师借去了，唱了大概两次，都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北京观众根本不喜欢、不接受、不明白，也没看过二人转。

　　记者：是因为在北京没有二人转的演出条件和基础？

　　蔡兴林：他也不懂，我想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东北方言观众不懂，再一个北京的观众喜欢看杂耍、鼓曲，他平时听惯了的。听了我们这个呢，一方面看不懂，另一方面呢，二人转特长，长的一个小时，最短的也有半个小时，观众都听烦了，我看观众都上厕所都不在屋了。他们那种笑叫我受不了。后来没办法了，就一个人唱一段试试，唱一段《王二姐思夫》。我们电台有工地，这段《王二姐思夫》特受欢迎，没有话筒，后面的观众都能听见，露天的一些工人听着眼泪都快下来了。我就觉得，哎，这不是二人转也挺受北京观众欢迎的？这下领导对我也器重了。后来我又到学校里演出《王二姐思夫》，一样的段落，你猜怎么着？有的也不爱听。后来我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总结一下，工地里的观众除了唐山的基本都是东北的工人，所以他欢迎啊。这些干部、学生不欢迎，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我就和当时的领导说，我不能搞了。当时中央台说唱团找了很多地方曲艺，比如说四川的扬琴、陕西的眉户、上海的评弹还有河南坠子什么的。可是由于语言的限制，陕西的眉户、还有上海的评弹等这些地方曲艺大多外地观众根本听不懂。二人转在这方面还比较有优势，因为东北方言接近普通话，领导一看那些曲艺都留不住，就把我留下了，领导和我讲，别看观众不欢迎你，这是因为一方面观众不懂不明白，再一个你慢慢来，可以收一些学生。我看你有发展，你也识字，可以慢慢干，我现在不放你走，你先在我们这里搞业务秘书，顺便看看二人转怎么个发展法。

　　这么着我就留下来，一边做着团里的工作，一边想怎么才能让北京观众欢迎二人转呢，我在这上头下了六七年的功夫。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东北黑龙江有一个广播说唱团，还有一个广播文工团，都要借我，听说我在北京没有正式搞演出就琢磨让我去他们那借调培养一个时期，哪怕半年。去了东北，我发现有个合唱队的合唱演员，叫李高柔，嗓子特别好。她和我说，蔡老师您能不能给我单独搞一个小段，我搞搞独唱。我说搞什么小段？她说搞二人转小调。我一琢磨给她搞一个什么呢？《王二姐思夫》是十三道折的，每一道折里面都说明王二姐思夫的内容，我给她搞了“江阳段”里面的四五分钟，她就出去唱了，这一唱可就了不得了，特别受欢迎，后来就下不来了，非叫她返场。她没有啊，回来和我说，蔡老师你快给我多编几段吧！观众特别喜欢我这个段子。我说，那你等着吧。那是1959年了。1959年正是建国十周年国庆，我为这个十周年给她搞了一个段子叫《大庆子》，这个段子是我和黄枫（就是黄宏的爸爸）两个人合作的词，曲是我写的。我们俩搞完这个《大庆子》就更火了。到大庆油田的时候工人和领导反映特别强烈，之前大庆油田叫萨尔图油田，领导一商量就把萨尔图油田改成了大庆油田。

　　回到北京以后，我想把黑龙江搞的这些小段都改编后演出了，就挑了两个演员搞了一个《西厢记》里《花园降香》片断。因为二人转的音乐性特别强，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之称，我突出它的音乐性，也突出它的帮腔的特点。文艺部主任一听，觉得特别好。当时就把民乐团的伴唱、指挥都找来了，把这个节目就录下来了。这个节目直到现在还在北京台和中央台播出呢。因为它这个有二人转的特点而且时间不长。电台把这个节目灌了唱片，还灌了唱盘，我们演出的时候也是一返再返的。一直从北京唱到海南岛，唱出国门去到新加坡。

　　记者：您所在的说唱团里有好多名角都无茶不欢的，您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位“老茶客”呢？

　　蔡兴林：咱们谈起茶来，茶，我不是对它一无所知，但也就算是一知半解。我谈茶要分两个阶段来谈。一个是来北京之后，一个是来北京之前。我1953年来到北京，当年也就是26岁。在我没来到北京之前，不夸张的说，我连茶都没喝过，连茶都没有见过。你可以了解一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老艺人，倒不是穷的不具备，也是挣的了一些钱的，要是喝点茶也是有地方买茶，但是没这个习惯。一天的活，上午休息，下午演唱，晚上也演唱，一是没时间，二是没习惯，所以根本谈不上喝茶。那会儿呢，我们唱的是茶社，那已经是我们进城以后的事儿了——我们这个叫茶社但是不卖茶，观众区摆着一排一排的长凳子，都是坐在上面看。演出区是一铺炕那样的小台子，一尺多高，小茶社。说书和说大鼓的那个也叫茶社，人家那个观众区，长凳子前面还摆有一张长桌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人家那里卖茶。那里的掌柜的卖茶也有一笔收入。那里的观众和我们这里的观众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的观众都是农民，那些都是城市里面退下来的工人、干部，都是比较有闲钱的老人家，连喝茶带听书，家里供得起。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只是坐在白地里听唱。

　　来到北京以后，怎么和茶接触了呢。当时我和侯宝林侯老师我们两个办公室紧挨着。因为我那时候搞业务秘书，和演员接触不少，又跟侯老师办公室紧邻，所以有时候去他那里办办公事或是串串门，一到他那屋，就闻到一股特别香的味道，那时候也不知道是茶味。就问侯老师，您这屋什么这么香啊？他说是花茶。我说，怎么这么香啊？他说，你把茶碗拿来我给你倒点。我说，对不起侯老师我根本没茶碗，也没喝过茶。侯老师就笑着摇头。

　　后来怎么跟茶接触上了呢，也和侯老师有关。原来侯老师好打扑克，他有这个习惯，晚上下班之后，找我去他家打扑克——侯老师老管我叫“蔡老师”，他不是虚假的叫法，他是很真诚的，他这个人特别的谦虚、有修养，他把谁都当做老师，从谁身上都能学到东西——他知道我是搞二人转的，说，你是二人转的名家，一口一个蔡老师。“蔡老师你晚上到我家去打扑克去？”“我还没吃饭呢？”“到我家吃去。”当时我们上班是隔壁，宿舍也紧邻着，都是同一个广播电台的宿舍。我就上他们家去，吃完晚饭就开始打扑克。这边侯老师就把茶沏上了，老去他家打扑克，喝茶就上瘾了。后来我就和侯老师说，你这个茶是多少钱买的？他说：“这个茶，蔡老师不客气的说，你现在买不起这个。”侯老师一个月工资330，我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他说这样你先喝茶叶末，你到茶庄去买茶叶末去，先喝茶叶末，茶叶末也很香。就这么的我开始喝茶叶末，由于工资的见涨，我这茶叶的档次也开始提高。我喝的是花茶，因为在侯老师家喝的是花茶，喜欢那股子香味儿。

　　根据我喝茶的体会，但是不知道别人喝茶有没有这个体会，喝花茶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始喝五块钱一两的，往后你就得喝六块的、七块的、八块的、十块的，你要喝四块的就不行了，就觉得那个味不够。所以我就根据工资的见涨，我这茶叶钱也见涨，喝茶的量也见涨。后来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劝我说，你要是想养生，最好别喝那么浓的茶，换一点绿茶，要是你老是喝这个花茶，老这么见涨，你得涨到什么时候呢？从健康的角度你也得换一换。听了他的劝，就从那一年，开始喝龙井、铁观音，还有碧螺春，我喝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到黄山毛峰停下来了。我为什么停了，喝绿茶不像喝花茶，我能喝出味儿来。我喝绿茶，或什么铁观音，我喝不出味儿来，哪个高哪个低我品不出来。后来我喝黄山毛峰，看那个说明里写着，这是国家领导人做为国礼送人的，我就寻思着，这个一定好！所以现在一直喝这个呢。